将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新春走基层】
光明日报记者 王建宏 张文攀
“王姨,我给您送饺子来啦!这张‘邻里守护服务卡’您收着,上面有我的电话,还有药店、粮油店和卫生服务站的电话,有啥事,别担心,我们在呢。”1月10日,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开元社区,社区党员哈燕和楼道红管家、居民志愿者等一起,陆续敲响了高龄独居老人、重病患者、留守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家门,送去药品、急需生活物资等暖心“大礼包”。
近日,为主动适应疫情防控新情况,加强特殊人群关心关爱,宁夏在全区启动组建社区村组千支小分队开展暖心配送服务行动。吴忠市第一时间集结社区、村“两委”干部、网格员、楼道(栋)长、业委会成员、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力量,紧急组建3902支小分队,穿梭在村组网格、奔走在楼栋巷道,利用一切资源优势,将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家里1岁半的娃娃高烧39.6℃,家里没有退烧药,急得人跳蹦子哩。我赶紧给网格员李建娜打了电话,小分队很快就送来了布洛芬、退热贴,真是雪中送炭啊!”在盐池县盐州路街道芙蓉园小区,居民李艳琴说起热心的小分队,眼里泛起了泪花儿。
有的居民家中有富余的药品,一些急需的群众却买不上,如何畅通信息和药物交流共享的渠道?得益于完善的“社区(村)、网格(小区、村民小组)、楼栋(党员中心户)”三级组织体系,吴忠市各社区、村组迅速在党群服务驿站、物业服务点、楼栋(村民小组)的醒目位置设置“共享药箱”2183处,并通过微信群、大喇叭、倡议书等形式,引导居民将感冒、退烧、消炎镇痛等常用富余非处方药共享出来,让有限的药品发挥最大价值。
“刚开始还担心大家的共享意愿不强,但看着‘共享药箱’里一盒盒快克、感康,一片片布洛芬、甘草片等药品,满满都是感动。”吴忠市利通区胜利镇新华社区党委书记马芳说,“平时经常组织社区邻居节、好邻居评选、民族团结一家亲等活动,这些活动形成的凝聚力,在关键时刻体现了出来。”
“我们积极动员广大党员勇当宣传引导、个人防护、本职岗位和服务群众‘四个表率’,特别是机关单位党员干部纷纷报名加入居住地的服务小分队,以实际行动在科学精准防控一线上见行动、作贡献。”吴忠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吴忠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工委书记马久麟告诉记者。
高龄独居老人、孕产妇、留守儿童、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群体,是社区村组小分队重点关注关心的对象。吴忠市精准摸排建立58184名重点人员台账,推行暖心配送服务“四个一”运行机制,即建立一套重点对象花名册、向重点对象发放一份防疫政策宣传单、一张紧急服务联系卡、一个健康防护爱心包,先后为行动不便、出行困难的居民群众安排送医送药15517次、代购代办14440次,开展陪伴照顾、心理疏导等贴心照料关爱9249人次。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3版)
用公益诉讼筑牢网售处方药安全堤坝******
时本
远程诊疗、网上开方、送药上门……随着互联网医疗的蓬勃发展,网上药店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快速获取药物,然而由此带来的药品误用、滥用、过量服用事件也时有发生。药品安全非同儿戏,网上用药安全该如何保障?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批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的督促整治网络平台药店违法销售处方药行政公益诉讼案,对保障用药安全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1月9日《检察日报》)
“网上药店无处方销售处方药”“轻轻松松能买到12周以上用量的处方药”“药师审核形同虚设”“处方上没有执业药师的签字”……这些网售处方药乱象存在已久。即使《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于去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网络售药迎来强监管时代,但是问题也并未因此而得到根治,一些网上药店仍然存在“走过场式开方”等现象。
网售处方药乱象治理与监督的主体缺失、监督的积极性有时不算太高有关。处方药网售越便捷,销售成本就越低,销量也越大,线上药店和线上医生获取的利益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机会,处方药随意网售的口子就可能会越开越大。一些消费者只图省事,把药品当成普通电商产品,看不到药品误服和滥用的风险,甚至认为网售处方药不应该管得太严。正因如此,网售处方药的供需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他们都不愿意主动监督网售处方药乱象。
药监部门是网售处方药的法定监督主体,在治理网售处方药乱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诸多网售处方药案件的查处,均是药监部门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的结果。但也要看到,假如极少数药监部门慢作为或者不作为,网售处方药也会潜滋暗长,用药安全也就面临危机。关键是,互联网具有跨区域等特点,一地失守又将影响全局,一旦网售处方药乱象的危害波及全网,那么远在千里之外的消费者也会成为受害者。
倘若监管部门履职好坏全凭自觉,网售处方药乱象就不容易得到遏制。履职情况需要得到监督,在这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当检察机关发现网售处方药存在一些乱象后,可以通过向药监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药监部门认真履职。除此之外,检察机关还可作为整个消费群体的诉讼代理人,对于违法销售处方药的平台和个人展开诉讼。这类公益诉讼让维权和监督主体都更加明确,是治理网售处方药乱象不可多得的好方式,理应得到广泛推广。最高检推介这些典型案例,也是希望检察机关在这方面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网售处方药方便了民众求医问药,也使互联网医疗从此告别“有医无药”的困境。但与非处方药相比,处方药既有更强的治疗作用,也有更强的毒副作用。以前处方药在实体药店就存在随意销售等乱象,若想阻止这类乱象向线上蔓延,就得加大网售处方药乱象的治理力度,让包括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在内的监督手段更丰富、更管用,方能让民众安心享有处方药网售带来的巨大便捷与实惠。